“人文學科（humanities）這一名稱本身就是科學所界定的，是20世紀對那些被排拒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外的學科的簡便總稱?，F代哲學是由科學形成時清除出來的東西界定的，其他現代人文學科則首先以古典語文學的形式出現，其后衍生出歷史、...宗教學、哲學、語言學、文學、藝術、歷史學、新聞傳播學、心理學、人際關系學。有的其實也涉及社會科學，如心理學。

人文科學面臨的問題主要分為五大類：

第一個挑戰(zhàn)：伴隨著全球化、區(qū)域化的進程，人文學科的內容和分科都面臨著新的調整，如何估價現代人文學科的學科分布，如何思考人文學科與不同的人文傳統(tǒng)的關系？

現代人文學科的分類跟傳統(tǒng)知識之間的差異并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不同地區(qū)、不同文化中都有自己文化的內容和規(guī)范，這些歷史脈絡幾乎無一例外的存在于西方式的近代分類學中。怎么去估價人文傳統(tǒng)，怎么估價在人文傳統(tǒng)中產生的舊的成果和新的成果對于當代的意義？這是現代人文學科形成過程中自然的被排斥和壓抑的部分，我們需要重新去看待，重新調動起來。也就是說，在今天的知識分類里，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現代的學科制度跟我們自己的知識傳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之間的關系問題。

現代的學科制度的形成跟東西方關系、跟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有密切關系。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不平衡的分類：一種是從19世紀開始，由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歷史，許多中心地區(qū)的國家發(fā)展了很多關于周邊地區(qū)、以及其它地區(qū)的知識。人類學、宗教學、歷史學和其他的學科，都是伴隨著對世界的擴張產生的，這就是早期的區(qū)域研究。而在中心地區(qū)之外的其它國家，為建立自己的民族獨立，將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在本國的歷史中。這并不是偶然的現象，不僅是在中國，即便在德國這樣的西方國家，歷史系也是圍繞自己國家的歷史，占據了整個歷史學科的絕大部分。

德國的歷史系大概75%以上甚至80%的學者、教授都是研究德國史的，其它20%左右研究世界歷史，而美國有非常發(fā)達的區(qū)域研究，這也和美國的歷史有關。在中國，除了關注于本國的知識之外，主要關注歐美的知識和其它發(fā)達國家的知識。而對于亞洲周邊國家、非洲、拉丁美洲，在世界范圍內有發(fā)言權的中國學者寥寥無幾，整個知識領域處在非常弱的狀態(tài)。更嚴重的是，由于知識領域相對較弱難以激發(fā)起人們投身于這些知識、工作的熱情，年輕一代的優(yōu)秀人才很難進入這些領域，人文學科的學科分布問題在今天尤其需要改變。

首先，是改變知識的視野和分布。其次，我們要超越過去殖民主義的知識、冷戰(zhàn)的知識，形成新的全球的關于不同區(qū)域的知識，人文的知識。這些知識不僅在于分類的意義，而是要明確提出我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問題。烏干達的一位學者在清華的講演中就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在非洲做了很多基礎建設的投資，但當地人還想知道，中國到底要給這個世界什么樣的新秩序？這不僅是知識的問題，也是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問題，這對大學將來的變革是一個重要的挑戰(zhàn)。

第二個挑戰(zhàn)：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學科的使命？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經濟全球化并沒有把人類導向一個徹底的從宗教領域走出來的世界，社會學家韋伯將這個過程稱作“脫媒”。但今天的社會是什么現象？伴隨著世俗化、所謂市場化的深化，宗教的各種傳統(tǒng)出現了復興的跡象，在這個語境中如何界定人文學科的使命？

人文學科介于兩種力量之間：一種是經濟的力量，尤其是拜物教的力量，人的價值、人的精神在拜物教面前處在樣的位置，這是人文學科要提的第一個問題。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這樣的拜物教的盛行，它的反動重新出現，即又出現了世界范圍內宗教復興的現象。

這個問題對于人文學科、人文學者來說為何重要？因為人文學科、人文學者的形成本身就是跟宗教世界觀在斗爭、博弈、糾纏，在既內在又擺脫的歷史過程中完成的。所以過去常說，現代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是以“上帝之死”作為前提的，但是現在上帝又復活了，而且是諸神在復活。每個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都包括它的宗教傳統(tǒng)，包含著值得我們繼承和發(fā)揚的一部分價值。但是人文學科本身是關于人的學科，而不是關于上帝的知識。在這種現象下，人文學者如何處理這樣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具體到中國，首先，中國現代的人文傳統(tǒng)，能否提供一些自己的方法、價值觀，去理解現代的、當代的現象。

其次，從歷史傳統(tǒng)來看，中國不像歐洲是在一神教的歷史里出現的文明，中國文化的主體是人文的，或者說是世俗的。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對當代世界有沒有意義？人文學者有必要思考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與許多現代知識的前提相關。

第三個挑戰(zhàn)：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人文學科如何既從自然科學的發(fā)展中汲取營養(yǎng)，又對其發(fā)展保持批判性的思維？

現代的人文學科是在和自然科學的聯(lián)系和分離當中誕生的。如今，人工智能、基因技術、數字技術、生態(tài)科學等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正在對人類的存在方式產生影響，在學科分立的條件下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人文學科如何既從自然科學的發(fā)展中汲取營養(yǎng)，又對它的發(fā)展保持批判性的反思，這是整個現代人文學科的使命之一。

基因技術、人工智能的技術改造的是什么？基因技術會改造生命本身，人的壽命由于財富的積累、技術的發(fā)展也會發(fā)生重大的變化，人的社會關系也正在發(fā)生重大的變化?，F代社會有了數碼、網絡，年輕一代的社會關系、社會身份很可能是多重的，傳統(tǒng)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知識對于人和身份的認識，可能由于對技術的不了解，或者不能內在追蹤它的發(fā)展理解其中的變遷，而無法對這個現象作出有效的回應。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的發(fā)展提供了一些機會，但是需要對這個過程、邊界加以反思，我們繼承近代以來對科學主義批判的成果的同時，也該思考關于人和社會的知識如何跟自然科學之間重建新的關系，這個新的關系到底在哪里？這是我們今天要探索的重要問題。

第四個挑戰(zhàn)：如何估價數碼時代的人文學科？

數碼技術的發(fā)展使得人文研究的領域和邊界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尤其是跨語言、跨地域、跨文化的研究，因為數碼技術的發(fā)展獲得了新的空間。如何估價數碼時代的人文學科，這個關系到底是怎么樣的？因為一定程度上數碼技術所提供的新空間，也是一種所謂的空間革命。隨著近代的西方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尤其航海技術的發(fā)展，從過去的陸地到海洋時代的到來，是新一輪空間的革命，導致了整個人類對于國家、主權、領土范圍的認知，以及各種各樣的知識，都因為空間革命發(fā)生重大的變化。這新一輪的空間革命帶來的變化是什么？人文學科的學者有必要思考這樣的問題，應對這樣的挑戰(zhàn)。

第五個挑戰(zhàn)：在學術分科的條件下，人文學科、人文教育如何成為新思想的發(fā)源地？如何在專業(yè)化背景和市場化條件下重塑“知識界”？

學術分科有它的合理性，因為學術如果沒有分科的話很難持久的積累和發(fā)展。但是人文學科、人文教育如何能夠成為新思想的發(fā)源地，而不只是一般意義上專門知識的積累；如何在專業(yè)化的背景和市場化的條件下重塑一種真正有自主性的知識領域和知識界。這就要形成一個文化的、知識的新空間，來思考這樣的挑戰(zhàn)。這是在19世紀、20世紀，無論是中國還是其它地區(qū)都可以看到的一個成果，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相互激發(fā)、相互自主的知識領域，新思想的發(fā)源以及專門學科之間跨界的對話是比較難的，這些知識領域的對話和不斷涌現的社會問題、現實問題之間關聯(lián)的呈現也是比較難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一方面物質資源，包括研究的資源，越來越系統(tǒng)的制度化的研究條件正在改善。但是另一方面，這樣的知識領域反而變得越來越少了。當代的世界是什么樣的世界呢？當代的世界在我看來是19世紀和20世紀形成的基本前提和范疇遇到巨大挑戰(zhàn)和危機的時代。例如美國的選舉、英國的狀況、包括中國社會的許多變遷，既有的知識的范式很難解釋這些問題。我們今天看到的絕大部分的反思，例如媒體報道、各種各樣的討論，絕大部分都是技術性的，很少再出現像19、20世紀針對某一現象大規(guī)模的知識的運用和文化的討論。

這些是人文學科所面臨的挑戰(zhàn)，這些挑戰(zhàn)事實上也是人文學科在近代形成的前提，

中國世界人文學科有哪些泰斗級標志代表人物？

有屈原、魯迅、韓愈、曹雪芹、李白等。

1、屈原

屈原（約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國戰(zhàn)國時期楚國詩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國丹陽秭歸（今湖北宜昌）。羋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則，字靈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少年時受過良好的教育，博聞強識，志向遠大。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兼管內政外交大事。

提倡“美政”，主張對內舉賢任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lián)齊抗秦。因遭貴族排擠誹謗，被先后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楚國郢都被秦軍攻破后，自沉于汨羅江，以身殉國。

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楚辭”的創(chuàng)立者和代表作家，開辟了“香草美人”的傳統(tǒng)，被譽為“辭賦之祖”“中華詩祖”。

屈原作品的出現，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chuàng)的新時代。其主要作品有《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

以屈原作品為主體的《楚辭》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之一，與《詩經》并稱“風騷”，對后世詩歌產生了深遠影響。

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際，世界和平理事會通過決議，確定屈原為當年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2、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學日本仙臺醫(yī)科專門校（現東北大學）。

“魯迅”是他1918年發(fā)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

著名文學家、思想家、民主戰(zhàn)士，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p>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迸c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

他對于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fā)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

3、韓愈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jié)度推官，累官監(jiān)察御史。后因論事而被貶陽山，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

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其后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

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從祀孔廟。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后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后人很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等。

4、曹雪芹

曹雪芹（約1715年5月28日—約1763年2月12日），名沾，字夢阮，號雪芹，又號芹溪、芹圃，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的作者。

祖籍存在爭議（遼寧遼陽、河北豐潤或遼寧鐵嶺 ），出生于江寧（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內務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寧織造曹寅之孫，曹顒之子（一說曹頫之子）。

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寧織造府親歷了一段錦衣紈绔、富貴風流的生活。曾祖父曹璽任江寧織造；曾祖母孫氏做過康熙帝的保姆；

祖父曹寅做過康熙帝的伴讀和御前侍衛(wèi)，后任江寧織造，兼任兩淮巡鹽監(jiān)察御使，極受康熙寵信。雍正六年（1728年），曹家因虧空獲罪被抄家，曹雪芹隨家人遷回北京老宅。

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賣字畫和朋友救濟為生。曹家從此一蹶不振，日漸衰微。經歷了生活中的重大轉折，曹雪芹深感世態(tài)炎涼，對封建社會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認識。

他蔑視權貴，遠離官場，過著貧困如洗的艱難日子。曹雪芹素性放達，愛好廣泛，對金石、詩書、繪畫、園林、中醫(yī)、織補、工藝、飲食等均有所研究。

他以堅韌不拔的毅力，歷經多年艱辛，終于創(chuàng)作出極具思想性、藝術性的偉大作品——《紅樓夢》。

5、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又號“謫仙人”，是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被后人譽為“詩仙”，與杜甫并稱為“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qū)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

據《新唐書》記載，李白為興圣皇帝（涼武昭王李暠）九世孫，與李唐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愛飲酒作詩，喜交友。

李白深受黃老列莊思想影響，有《李太白集》傳世，詩作中多以醉時寫的，代表作有《望廬山瀑布》《行路難》《蜀道難》《將進酒》《梁甫吟》《早發(fā)白帝城》等多首。

李白所作詞賦，宋人已有傳記（如文瑩《湘山野錄》卷上），就其開創(chuàng)意義及藝術成就而言，“李白詞”享有極為崇高的地位。